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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琦

说起北欧福利国家发展史,我们都知道卡尔·冈纳·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是瑞典现代福利国家的理论家和奠基人。他是经济学家,曾到过英国、瑞士、美国等地讲学研究。1934年与夫人阿尔娃·缪达尔 (Alva Myrdal)联手推出巨著《人口问题的危机》,为现代福利国家建设吹响了号角,绘制出了蓝图。冈纳随后出任瑞典人口委员会主席,亲手主持了设计社会福利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工作。他和夫人阿尔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本国的疆界,对整个北欧的福利国家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1】

约恩·迪克(J?rgen S. Dich 1901-1975)【2】可以说是丹麦版的冈纳,与冈纳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也是经济学家,早年信奉共产主义,曾与两位同窗挚友一起划赛艇去莫斯科“朝圣取经”,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1926年大学经济专业毕业,一度没有正式工作,但在1930年申请到了丹麦政府社会与内政部的一个咨询顾问的职位。当时的社会与内政部部长是著名的卡尔·克里斯蒂安·斯坦克(Karl Kristian Steincke, 1880-1963)。 他从1920年代起就致力于社会改革和福利建设,是丹麦福利国家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这个咨询顾问的职位使得约恩·迪克直接进入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权力内层,为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舞台和依托。很快,约恩·迪克就在这个舞台上推出了一台台福利国家建设的“剧目”。 【3】这位约恩·迪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丹麦福利国家的发展建设到底做了些什么?下面就做一些介绍。

左派激进知识圈

约恩·迪克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殷实家庭。父亲是生意红火、收入稳定的个体漆匠师,但家中却充满了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圈的氛围。这主要是源于约恩的母亲艾伦。她在1880 年代高中毕业后即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是该党最早吸收的一批知识份子党员中的一员。也正是在同一时期,艾伦与妮娜·邦(Nina Bang) 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妮娜在 1924-1926年间出任社民党斯陶宁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是丹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部长。她的丈夫古斯塔夫·邦(Gustav Bang)是社民党内数一数二的左派理论家。妮娜夫妇是约恩家的常客,常常在茶余饭后高谈阔论、评论时政、抒发政见。父亲虽然算不上是知识分子,却也是身心投入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约恩从一出生就受到了左派激进思想的耳濡目染和熏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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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恩·迪克,1961年。

学生时代的约恩更是如鱼得水般地出没于左派激进的学术圈子。当时,倾向于左派的学生都聚集在一个叫做“学生社会”的团体之下,而有右翼倾向的学生则以“学生联合会”为他们的阵地,两大阵营对垒,界线分明。“学生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思想火花和灵感的团体,约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园。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约恩仍无不感慨地描述到“那里聚集着一大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学者,既有社会民主党人,激进左派人士,也有共产主义者。这群人在同一块草地上放养,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主见比比皆是,争相绽放。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每个人也都毫不保留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思想和想法。”【5】

约恩自己的朋友也都出自于这样的左派激进知识圈。他的两个密友奥特·米尔歇(Otto Melchior)和埃倍·蒙克(Ebbe Munch)与哥本哈根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战后的二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各种“主义”横空出世,同时由于前苏联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一度深得人心。奥特从1920年代中期就非常活跃地参与了一个叫做“青年先锋队”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并于1927年正式加入丹麦共产党。埃倍在1925年参加了国际跨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织丹麦分部的组织会议并成为管委会的成员之一。虽然一直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政党,但其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是不容置疑的。【6】

《人口问题的危机》丹麦文版译者

约恩在1930年就任于丹麦政府社会与内政部。作为一名经济学出身的咨询顾问,他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和统计方面为部长提供咨询。与此同时,他仍然频繁地出入公共社会活动场所参与社会政治辩论。1933年社会与内政部部长斯坦克启动全盘的丹麦社会政策大改革,约恩也随之卷入其中,成为斯坦克手下的一员干将。约恩的专长是经济学和统计学,但多年在左派激进学术圈的熏陶使得他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很快就显露出能把经济、统计和政治问题融会贯通,交织在一起的才干和才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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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的危机》

1934年秋缪达尔夫妇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以下简称《危机》)一书问世。书中指出瑞典人口出生率严重下滑,如此下去必将亡种亡国。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措施建议,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改革才能有效地阻止人口的进一步萎缩。这部书在瑞典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辩论。约恩迅速地把书找来,一读而后快,立即嗅出了这本书的强大政治气场。他激动不已,提笔给缪达尔夫妇写信表达敬慕之情。

约恩品味出了人口危机问题背后的巨大政治潜力,他要把《危机》一书译成丹麦语,写信是为了征得缪达尔夫妇的同意。冈纳很快回信了。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书能被翻译成丹麦文,但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一个思想上心领神会、语言上十分胜任的丹麦译者。约恩毛遂自荐。一个月以后,阿尔娃致信约恩,说一个经过改编和扩充的通俗版本《危机》正在发行。她建议约恩翻译这个版本并酌情适当地编入一些丹麦的国情和统计数字,使之更接近丹麦的读者。

次年,约恩翻译、编辑的丹麦文版《人口问题的危机》出版发行。与原版作者一样,约恩也在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丹麦人口数量的下降,“我们的种族正在走向自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缪达尔夫妇提出的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这种社会福利改革思想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家长式保守派意识形态, 也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强调的个人主义。它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基础上的人民之家, 一个全新的、有计划的新型社会。在这里,家庭和儿童将受到更好的保护和保障,人民的生活质量将得到全面整体上的提高。显然, 这将是一项十分“昂贵”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投入。约恩在翻译中把缪达尔夫妇在这个问题上的高瞻远瞩表达得恰如其分:与其像保守派那样宁愿花费大量财政去经营国防,防守一个人口逐渐消亡的空空国土,何尝不把钱直接花到人民身上?【8】

人口委员会主席

在与缪达尔夫妇接洽译书的同时,约恩对他的上司——当时的社会与内政部部长卡尔·克里斯蒂安·斯坦克(Karl Kristian Steincke)——展开了“游说”攻势。他在于1935年1月写给斯坦克的信中指出,按照当下人口出生率的水平发展,丹麦人口数量将会逐年萎缩直至最后消亡。他向部长介绍了缪达尔夫妇的书,挑明了这本书的重大政治意义,建议政府按照缪达尔夫妇描绘的蓝图,展开围绕住房政策、儿童福利和社会政策的全面改革,获取政治上的制高点。约恩向部长透露,这本书很快会有丹麦文版问世,他正在与缪达尔夫妇商讨翻译的具体事宜。末了,约恩试探性地问道: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成立一个人口委员会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呢?【9】

还没等部长回复,约恩就自己悄悄地动手起草了一份社会政策改革建议。这些建议虽然没有缪达尔夫妇在《危机》一书中提出的那么面宽和激进, 但很明显是受到了缪氏夫妇的影响和启发。1935年6月,约恩把这份改革建议的单子列了出来:

保证孕期妇女的工作

产前产后工资补贴

产假花费由社会疾病基金支付管理

建立托儿所、幼儿园

在校儿童免费早餐和午餐

提升有儿童家庭住宅面积

所有儿童和多孩父母免费公共交通

为儿童提供廉价牛奶和其它营养品

所有儿童不论家长经济收入水平如何都享有升入高中的机会

建立助学贷款

约恩的游说对斯坦克来说是“正中下怀”。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20年代就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国民生计》(Fremtidens Fors?rgelsesv?sen)的书,其中就注意到了丹麦人口下降的趋势,表达了对未来人口减缩、文明存亡的忧虑。 【10】同时,约恩的建议也与社会民主党要建设“丹麦人民的丹麦”这个政治纲领一拍即合。很快, 丹麦的人口委员会就在1935年9月成立了。它由政治家、行政管理人员、学者、医生、统计学家等成员组成,主席当然非约恩莫属。委员会的宗旨是“为全民创造更好、更健康、更有保证的生活条件”。【11】从成立之日起至1939年12月,该委员会在存在期间先后提交了三份重量级改革方案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包括国家采购儿童服装、产期休息、健康检查、咨询与指导、性教育、住房补贴、幼儿园以及信息宣传等等。另外还有六份大部头报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截止二战爆发,丹麦人口委员会的改革提案有两项得到了丹麦议会的通过, 一是对多孩贫困家庭的住房补贴。人口委员会在1937年的报告中指出,“一个社会的财富是劳动者。通过生育和抚养孩子,他们又为社会创造了继续健康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社会必须在经济上支持那些“生育并抚养健康儿童的家庭”。【12】 二是“母亲扶持”慈善组织的国家化。之前的“母亲扶持”只是一个为怀孕、堕胎和产后妇女提供社会救助的地区性私人慈善组织。国家化以后,“母亲扶持”成为一个为全社会各阶层(已婚或非婚)的母亲提供帮助的组织网络,其工作覆盖范围也从哥本哈根地区扩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母亲扶持”主要为困境中的孕妇和新生儿母亲提供所需要的帮助,这包括生活上、社会方面和法律上的咨询和支持,安排就医以及在其提供的庇护所“母亲之家”的短期居住逗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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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哥本哈根

福利国家建设的“社会工程师”

虽然人口委员会结出的政策“果实”算不上多,但约恩的工作对后来丹麦福利国家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开创性意义。丹麦学者塞西莉·班克认为约恩是第一个把现代预防性社会政策引进国家政治的人。他主持下的人口委员会给战后丹麦的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和住房政策铺垫了基石,同时也开启了政府层面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的先河。【13】

作为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设计者和推进者,约恩和与他同时代的一大批北欧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社会工程师”思维特征。他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坚信通过政策设计可以使人和社会变得更好,对一个政党和国家能为社会创造福祉这一点深信不疑。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合理的计划和安排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他们崇拜科学,注重知识,强调对人和社会行为的实证调查与研究,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们很少抽象思辨,也很少诉诸情感和道德,但十分注重事实、统计数字、可行性和政策效果分析。在经济思想上,他们尊重但不迷信市场,主张发展公共福利经济,运用国家手段干预与调节市场机制,抵消市场的不平等后效。这些在约恩的讲演和出版物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1937年秋,约恩在一个叫做“社会经济社团”的组织做了一场题为“社会政策发展趋向”的讲演。有听众事后回忆说,很明显,这是一位深受缪达尔影响的社会工程师在讲话。演讲的主题思想是如何确定社会问题所在,界定问题的根源和性质,找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讲演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性经济计划和国家调节的红线, 并且强调了社会公共部门对社会问题掌控和协调的关键性作用。【14】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统计学专家,约恩深信并强调专家在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他认为专家是科学和知识的载体,只有在一个领域中是专家的人才有可能对涉及这一领域的社会改革做出科学性的判断并提出科学性的创见。约恩的一句名言是:“专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总是激进的”。【15】 就自己的本行来说,约恩则是身体力行地展示了一位经济学家怎样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政府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信息和统计数据。1938年初,社会部部长向约恩提出了提交一份丹麦1930-1938年间失业问题调查报告的要求,其中部长特别希望报告能够分析影响失业率的因素并估算未来经济和人口发展状况对就业的影响。约恩雷厉风行,动作迅速,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份长达377页的调查报告。【16】报告包括全国失业概况、行业失业人口分布、农转工人口流动、现有失业法律条款、失业控制机制与作用、人口和经济发展走向等部分,其内容之详细,统计数字之丰富确凿,分析之透彻明了,今天读起来仍令人为之感叹。

约恩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是他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理论的建树。这是他在后来1964年出版的《社会政策理论》一书中完成的一项理论建设工程。【17】 福利国家说到底是一项项社会政策的总和,福利国家的建设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来调节市场和塑造社会。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到底什么是社会政策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政策的本质是社会道义,它要讨论并解决的是哪个社会阶层或群体需要政策倾斜——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农民,还是有孩家庭或是年老退休人员。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政策就是社会政策制定部门的工作,是一种政府行为。【18】在约恩看来,这两种观点前者过于阶级情感化,后者过于政府中心化,都不足以构成社会政策赖以依存的科学理论基础。

约恩认为,一项社会政策,无论针对哪个阶级或阶层、无论由哪个政府部门制定并颁发,归根结底是一笔福利补贴,一笔从政府转到一部分人手里的现款或实物,一笔在市场关系之外的额外收入。它一般来说会影响或改变补贴获得者的经济消费行为,而正是这种经济投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社会后果才是社会政策的核心所在和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理论属于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它既要研究提供补贴背后的动机,更要研究补贴发放对获得者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变。约恩指出这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补贴对补贴所针对的问题的影响,比如说病假补贴和失业补贴对发病率和失业率的影响;二是补贴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比如多孩补助会对亲子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家庭医生门诊补贴会对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等等;三是补贴对人们经济消费行为的影响乃至对整个生产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19】

约恩对社会政策的界定像是一把冷峻、锋利的手术刀,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情感、道义、社会正义感和社会同情心这些围绕着社会政策问题的“软组织”,留下的只是一根剔得干干净净、毫无附加物的“硬骨头”。 按照这个定义,社会政策就成了一门研究关于补贴发放前因后果的经济学学科,是可以通过调查、统计数字和经济理论模式分析来触摸、衡量和预测的。这就把社会政策的基点落在了经济科学的支撑之上,使其具有了“可量性”和“可测性”。根据这一理论,研究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要看它出台时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所发放的货币或物资补贴对要解决的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和后果,同时还要跟踪研究这些投出的货币或物资会怎样影响或改变接受者的消费行为、人际关系和市场上的生产与消费平衡。

约恩的社会政策理论再一次活生生地体现了“社会工程师”们冷静、理性、务实、注重科学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特征。同时,它也向我们揭示了福利国家的两大基本“体征”。一是它需要并拥有一大批专业的福利政策调查研究的学术人力资源,需要并最终生产出了汗牛充栋般的大量社会政策调查研究报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利国家不仅仅是发放福利,它还同步建造积累起了一座庞大的社会政策研究知识库。没有这个知识库的“软件”支撑,福利国家是很难稳步前行的。二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福利国家经济学的要义是发展公共福利经济,使其与市场经济并驾齐驱。但是由于两者各有其运行轨道和逻辑,公共福利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经济保持动态平衡,以免公共投入过多破坏市场运作规律。社会福利发放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行为之外的一笔经济投入,而之所以要对每笔这样的投入进行前因后果的专业性调查和研究,就是要减少盲目性并尽可能避免公共福利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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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

约恩的《社会政策理论》一书奠定了他在社会政策研究方面不可动摇的学术权威地位。他的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奥胡斯大学经济系学生人手一册、津津乐道的必读经典。晚年的约恩尘埃落定,淡出政治,从社会民主党隐退,并开始反思他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态度上逐渐从质疑转向批判。晚年的约恩看到了丹麦福利国家发展的突飞猛进,很多《危机》中的设想和他当年所主持的人口委员会的建议都逐步得到了落实。全民福利的实现极大地克制了贫困和社会不均,缩小了阶级差距,过去的工人阶级一跃上升为中产阶级,这就使传统经济意义上的“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权力格局发生了质变。对此约恩当然感到欣慰,但是他并不认为权力关系就在福利国家中消失了。他把目光转向了福利国家制度的“脊梁骨”, 即为数众多的和他自己当年一样的专家、顾问、调查员、巡视员、福利机构公务员等等。这一批人掌握着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诠释权和福利部门的运作权,由最初的社会改革推动者慢慢演变成了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1973年他出版了他生涯中的最后一本书《统治阶级》(Den Herskende Klasse),就是对福利国家这种新权力关系的解剖和批判。该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现代福利国家权力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这也反映出了约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坦诚、良知和淡定的品行以及他不受名声地位的捆绑羁绊、敢于自我审视、勇于在思想上转轨的自由精神。

文章注释:

【1】:见汪琦“人口危机及对策:1930年代瑞典丹麦福利国家的铸造”,载《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4期,第67-78页。另见汪琦“缪尔达尔夫妇与人口危机的瑞典方案”,《南方周末》2022年3月10日。

【2】:J?rgen S. Dich的名字可另译为约根·迪奇。

【3】:Hardis, Arne (2018) Den K?tterskeSocial Demokrat-J?rgen Dich og Den Herskende Klasse. ?rhus: Gyldendal, p.38.

【4】:同上,第26-27页。

【5】:同上,第33-34页。

【6】:同上,第22页。

【7】:同上,第38-40页。

【8】:同上,第43-44页。

【9】:同上,第42页。

【10】:Cecilie Felicia Stockholm Banke, Manden somkom cyklende med velf?rdsstaten. In Klaus Petersen (ed), 13 historier omden danske velf?rdsstat, Odense: Syddansk Universitetsforlag, 2003, p.117.

【11】:Nina Liv Br?ndum, Det godemoderskab – et biopolitisk perspektiv p? dansk moderskabspolitik i 1930’erne, Kvinder,K?n& Forskning,2012, nr. 4, p. 31.

【12】:同注释3, p.33.

【13】:Cecilie FeliciaStockholm Banke, Manden som kom cyklende med velf?rdsstaten. In KlausPetersen (ed), 13 historier om den danske velf?rdsstat, Odense: SyddanskUniversitetsforlag, 2003,第114页。

【14】:同注释3, 第45页。

【15】:同注释14。

【16】:J?rgen S. Dich(1939). Arbejdsl?shedsproblemet i Danmark 1930-1938, K?benhavn: A/S J. H.Schultz Bogtrykkeri.

【17】:J?rgen S. Dich(1964). Socialpolitikens Teori-L?ren om De Offentlige Tilskud, F?rste Bind. K?benhavn:Dansk Videnskabs Forlag.

【18】:同注释17,第19页.

【19】:同注释18,第39-40页.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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